记者  左春明   通讯员  才杰

　　几乎所有的农大人都说，这次改革在农大是空前的。

　　2001年，有着90多年历史的中国农业大学取消了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实施以教师为主体的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制。这意味着，无论你原来有怎样的职称，有怎样的资历，在聘任制诸多的细则面前，所有人同处一个起跑线，每个人都是普通参赛者，规则一样，甚至有点无情。一切，取决于你的竞争实力。

　　2001年9月，1300名农大人待聘；

　　两个月以后，1126名教师在聘任合同上签了字。

　　合同聘任期为两年，就是说，只是在这一段时间(两年内)、一处空间(学校)，被聘任的你才是讲师或教授什么的。否则，说得难听一点，你什么都不是。

　　两年以后，将是一轮新的竞争。

　　聘任的结果引人注目：218人新晋升职务，40岁以下晋升教授职务的24人，占晋升教授人数的44%，具有博士学位晋升教授职务的有35人，占晋升教授人数的64%。

　　多少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此次聘任，13名教授、副教授被低聘，55名教师未被聘任。

　　见诸媒体的报道或许更加触目：

　　《中国农大职称改革打破终身制一群教授丢了头衔》

　　《教授不再容易当评改聘55名落聘13名低聘1名破格》

　　《按需设岗：打破教授终身制》……

　　昨天是教授今天可能就不是，教师也有“待业”？取消了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教师奔什么？

　　当一名教授几乎是所有高校教师的追求。作为学术上的乃至地位、待遇的最高一级台阶，许多人视当教授为人生或是事业的顶点。何况，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哪个不记得文革期间“臭老九”的一段屈辱，而邓小平一声令下“大专院校也应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的职称”，中断了多年的职称评审重新启动，多少人掬泪欢呼！一段时间，一些行业甚至都以“相当于教授级”为荣。因为那是才干、身份、地位以及待遇的象征。

　　而今，“打破教授终身制”，取消了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此一时是，彼一时非，没了那一级级台阶，教师奔什么？

　　那天去农大采访，校长江树人正参加学校为一位80岁的校工过生日的聚会。听校长讲，几乎历届所有的校领导都来了。会上，一些当年的老工人甚至回忆起“文革”期间，在黑屋子里和老校长一道骂“四人帮”的情景。

　　“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高等农业学府，农大的历史可追溯到1905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九十多年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每一位农大人，无论你是教授还是普通的工人，都为农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江校长动了感情。

　　江校长1998年走马上任，之前，他当了多年副校长，他长期从事农药残留量分析、环境毒理及农药植物药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据说，最初，温文尔雅的他被人认为没有改革魄力，不料2001年7月17日，随着一连串人事制度改革文件公布，聘任制的实施，这位分管全校人事工作的江校长就难得平静地走在校园里。

　　“我成了被追踪的对象。路上有人拦着问，是不是教授的门槛高了？我说，是。就是我自己，今后也不好说能不能迈进这个门槛。”

　　江校长说的是实话。和所有被聘的人员一样，按学校规定，他与应用化学学院签了聘任合同，聘任期2年。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过去的职称评审制度有很多弊端。”面对记者的提问，江校长介绍说。

　　“过去在职称评审中的职称指标分配，特别是高级职称指标分配虽然有一定的根据，但往往是考虑平衡因素较多，缺乏激励机制，评审质量难以保证，不利于有才华的青年教师脱颖而出。”

　　“过去的体制是，一旦取得教授职称，就成了终生不变的身份和资格，导致有些人晋升教授后不再思进取，甚至有些教授不再给学生讲课、不搞科研而到外面兼职，因为这对他的教授职称没有任何影响。”

　　“发达国家高校提教授很严格，教授岗位有限，有些国家对在岗的教授有严格的科学的评估。而我国高校的教授岗位数相对较多，且教授的职称往往与待遇、住房挂钩，而对教授任职业绩缺乏评估体系。”

　　“总之，过去‘评’的弊端往往造成‘因人设岗、有岗无责、论资排辈、人浮于事’，这样下去，学科如何发展？人才如何培养？学校如何发展？我们的目标就是改‘评’为‘聘’，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不改不行了。”江校长说。

　　职称由“一劳永逸”变为“朝不保夕”，“压力、责任”一时间成为农大人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但是，人事制度改革能不能不伤人？

　　55名教师落聘，13名教师高职低聘，成为新闻抢眼的标题。然而在采访中，相当一些教师对媒体的报道颇有微词。

　　“说一群教授‘丢’了头衔，太刺激人了，会给低聘落聘的教师构成多大的压力。知识分子讲究个面子，让他们在学校怎么待？”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个体，全社会最终追求的是要尊重人，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要‘软着陆’，宣传上也应如此。”

　　学校显然不希望记者在报道中过多地涉及他们，为此，人事处的介绍也很概括：目前低聘的教师多数还在本学科内，有一部分人跨学科低聘，诸如原来在这个系任教授、副教授，由于岗位有限，竞争中到另一个系当副教授或讲师。

　　未聘的教师，学校将作为待聘人员或未聘人员，由本校人才交流中心管理，他们目前还在待岗。

　　关于对低聘落聘人员，江校长还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那是他与党委书记一起参加改革中落聘和高职低聘人员的一次座谈会。他说，当学校领导多年，大大小小的会没少开，但惟有这次会让人刻骨铭心。会上，那些落聘与高职低聘的教师哭诉、抱怨、甚至说得声泪俱下。校长心里真是不好受，他说了很多、很坦诚、也很实在：“……学校改革的本意绝不是要伤害大家，但客观上落聘和低聘又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精神压力。对此我心里并不好受，我也想过，改革能不能不伤人？但是可能么？为了学科的发展，为了学校的发展，我们只有、也必须迈出这一步……”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为了“少伤人”，2000年到2001年暑假，学校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人事处同志介绍，2000年初，江校长率一班人马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多所高校“取经”，接着是召开各层次的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本着“按需设岗、按岗聘任、平等竞争、择优聘任”的原则，人事处无数次地修改了方案和配套文件。到2001年上半年，《中国农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设置与管理工作暂行办法》、《中国农业大学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细则》等数万字、共计6个主文件的一揽子方案在全校教师中展开了大讨论。据说，讨论中有些意见针锋相对，甚至相当尖锐。而许多好的建议就产生于针锋相对的争论和讨论之中。最初的方案经过了上下几轮反复的修改。其中包括将教育部核定给学校的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数按教学当量、科研当量和学科当量等指标分解、设置到各院部，各院部根据所承担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实际工作需要，再将岗位具体分解设置到二级学科和系，院、部根据学校制定的具体岗位职责和聘任条件公布方案，公开招聘……

　　“人事制度是一件极为敏感、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改变沿袭了多年的职称评审制度，设岗、聘任、分配、考核，每一步都必须慎重、科学。”江校长说。

　　改革虽不是轰轰烈烈，变化却悄然而生，谁能说“压力”下没“动力”？“危机”或许正孕育着“生机”。

　　一纸《中国农业大学教职工岗位聘任合同书》将教师的权利与义务、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纪律、工作报酬，关于解聘辞聘、合同变更等等事宜都写得一目了然。“合同一经签订即明确了受法律保护的各方劳动关系，有关各方应共同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严格遵守并履行合同。”

　　所有在合同书上签字的、未签字的教师都感受到了：由“评”到“聘”，压力大了，危机感增强了。改革，虽不是那么轰轰烈烈，变化却悄然而生。

　　“最大的变化恐怕在于，‘岗位’、‘职责’意识走进了农大人的心，今后人要适合岗位而不是岗位适合人。”接受采访的植保学院王惠敏院长说，过去，教授、副教授在教学科研上，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可以说没有明确的要求，这次改革，先定岗位职责，职责大家定，定得尤其细，对研究方向、教学科研职责都有要求，你应该干什么，是教授，你就担一份职责，尽一份力。达不到你就没什么可说的。“岗位”管理使操作上有理有据。

　　资源与环境学院张福锁院长说，可以说改革是在“逼着”每个人去思考：你如何去做事，如何提升自己的价值，如何搞出自己的特色，如何安排好自己的每一天。哪些事要花一定时间去做。如果你做的事谁都可以替代，甚至能做得更好，那就是你的失败。

　　几位院长都谈到这样一组让人兴奋的数字：学校新晋升职称的218人中，40岁以下晋升教授的24人，占晋升教授人数的44%；具有博士学位晋升教授职务的有35人，占晋升教授人数的64%。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教授队伍的学历层次，也使年轻的骨干走进教授队伍。

　　动物医学院沈建忠在此次聘任中从副教授“破格”被聘为教授。他说，尽管以前评职称也看工作业绩、学术成果，但往往受到资历辈分的影响，一些年轻有为的教师得不到重用，致使一些年轻学者要么出国，要么去开公司。改革使教师的个人成果受到重视，只要自己有成绩，就会得到承认，年轻教师可以踏踏实实地搞科研、搞教学了。

　　几位院长都谈到这样一个让人欣喜的“细节”：现在有的教师甚至追到院系问：该我教的课为什么没安排？他们说：“这可是久违了的声音。”因为一段时间学校基础课几乎开不下去，没人愿讲，奔着搞科研有名有利。而现在，教师争着讲课，因为岗位职责明确，待遇明确。学校规定，教授讲课必须是纯学时的数量，而且必须为本科生上课。

　　学生听不到教授讲课在相当一些高校并不鲜见，一组来自教育部的数字：部分重点高校有1/3的教授和1/5的副教授未承担本科教学任务，其中，12所高校2/3的教授不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教授不教、讲师不讲”现象严重。而来自农大教务处的信息无疑让人振奋：争着要开新课的教授多了。

　　据说，原来搞社会兼职的教授也主动撤回，积极跑课题争取经费。学校统计，2001年到校科研经费突破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500万元。

　　教授的位子不稳了。“压力、危机”一时成为农大人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此一时是教授，彼一时你可能就不是教授。

　　那么，今天我们怎样当教授？

　　学校的解释并不复杂：对照教授岗位应具备的数量化条件和基本职责，你会清楚：我能否胜任这个岗位，受聘这一岗位我必须干什么。凭借你的实力，你尽可能理直气壮地去竞聘。

　　不排除你可能会“败北”，聘任中的透明与公正会让你完全清楚：你差距在哪儿。只要你不放弃努力，下一轮竞聘中你就会有理所当然的惊喜。

　　当上教授后的路怎么走？当然不是“一劳永逸”，你必须为无愧这一称号尽职尽责，而这正是每个教师追求的。

　　震动校园的改革不能说是尽善尽美。自然也就引来了方方面面的议论。面对记者，他们说得直率——

　　一位刚被聘任的教授：“虽然自己被聘为教授，但个人感觉不是很好。因为我是以别人被‘聘’下去为代价，而他们也很优秀。比如，你是个记者，你去以色列工作新闻报道就多，而如果去刚果工作新闻报道肯定要少，能因为你去刚果就说你是不胜任的记者？应当说是机会造成的。教授岗位就那么几个，排队排到最后就淘汰，这不科学、不合理。”

　　一位教师：“心里并不赞成废除教授终身制这种说法。包括上海等高校推行教授聘任制打破终身制等提法。恢复职称评审，我国有一大批教师因为长时间失去了机会，他们中有的直到退休也没评上‘正高’，后来我国一度在评职称上有些滥，其中多少有特殊的国情的原因。今天提教授固然应该严格，但不能矫枉过正。‘严格’并不等于非要‘废除’什么。国外也有终生教授，就像我们的院士一样。”

　　一位教师：“从另一角度讲，教授的工资不过比副教授多200元，知识分子都好面子，按照标准完成一定的指标就应该当教授，弄得人家抬不起头来，对团结、对学科发展有什么好处？对人才集中的重点大学，教授指标不能‘卡’的过死，否则我们的人才就会流失到外校去，在教学科研的竞争中我们就会失败。”

　　一位教师：“国有企业改革有大量的下岗人员，即使在政府机关，处长被不聘或是低聘的也大有人在，中科院大量的被低聘的、下岗的。相比我们有的院几十个人才有一个低聘的。虽然‘动’比不动要好的多。可这样的改革是不是太温情了？”

　　江校长说，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但重要的是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我坚信，这一步“评”改“聘”我们走对了。

　　“改革也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如何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如何保证院系人员结构的科学性？如何兼顾离退休人员的利益？如何加强学校财务统筹的力度？下一步党政管理干部的聘任制改革如何进行？特别是在改革中如何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江校长说，两年后的教师聘任，力度肯定还要大。

　　那时候，校长还会“遭遇”那让人刻骨铭心的座谈会么？

　　接受采访的教师都说，你可不能低估农大人承受改革的能力！

　　                                                 《中国教育报》2002年4月1日第3版